作者:
玄鸟媚仪 发表日期: 2007-03-05
中国古代一贯的传统是重农轻商，原因在于掌权者认为农业可以创造出生产生活资料，是国家的根本。而商业则是投机取巧聚敛财富，更有一些奸商囤积居奇引起社会动荡不安。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，一直到改革开放前，商人的政治地位都是很低的。甚至在有些时候，称一个人为商人实际上是一种污辱人的言语。
这种情况到了明末清初开始有所改变，清朝为了笼络中原比较有财势的大富之家，在入关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请来8个最有名的山西商人，“宴便殿、赐服饰”，皇恩浩荡地把这些人编入了由内务府管理的“御用皇商”之列。而那些控制着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质和生活必需品的富商，则享受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段有政治地位的日子。但是这并不说明商人已经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尚未得到彻底改变，财富的多少并不是衡量一个人政治地位高低的标准。这一情况在《乔家大院》里正有所反映。
电视剧的一开始乔致庸离家参加科举考试想要考取功名，这是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的一种表现，中国古代的商人走得多是这条路。富则思官，或是培养子弟考取功名，或是拿钱来捐官，后者更常见一些。实际上，当时一个县令一年的供奉不过五十两，即便有“一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之说，对于那些身价百万千万的富商而言，钱并不是吸引他们的原因。他们看中的不过是官员的社会地位，以便借此进入上层社会。
然而最后由于当家人乔致广去世，家中生意又遭变故，乔致庸无奈之下只得弃学从商。而在今后事业中所遭遇的巨大挫折也多是与当时的官府作为有关。第一次是因刘黑七之事获罪入狱，朝廷让乔家拿出巨资方才释放其出狱。乔致庸当时的罪名是埋葬太平军将领，也就是政治犯，对其的处罚却是巨额罚款，这是当时的政府对待商人的一贯处罚方式。遭这一变故，朝廷对其下了圈禁令，使其十年不得从商。
第二次入狱，乃是因为乔致庸借银助军出征北伐，然而朝廷听信孙茂才谗言不归还战前所借银两，乔致庸上京讨银，被捕入狱。可见商人虽然掌握了许多物质资源，却并没有政治地位，甚至连基本的权利都不能保障。一旦政府想要征用其财产或是认为其存在威胁了当时的国家安全，则随时可以利用手中的政治资源将其治罪甚至抄家流放乃至杀头。明初的巨富沈万三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
